那些奠定創新創業網絡的跨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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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奠定創新創業網絡的跨界者

那些奠定創新創業網絡的跨界者

Photo by Charl van Rooy on Unsplash,如果仔細挖掘,創新與創業總是政府與市場在攜手,幕後的推動者不僅有努力的創業者和前瞻的政客,還有很多穿針引線編織起奠定創新創業網絡的跨界者。本文來自 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eeo-com-cn) ,作者:吳晨。

1982年的某一天,剛剛上社區大學的薩蘭多斯 (TedSanrandos) 發現家附近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個小鎮上開了一家音像出租店,薩蘭多斯很感興趣,就走進去和老闆嘮嗑,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他小時候跟着愛看電視電影的奶奶一起長大,對電影和劇集了如指掌,好像那個年代的人形IMDb,老闆末了給了他一份看店的工作。

幾個月之後,小鎮上就出現了一道新的風景線,音像店外面排起長龍,顧客們願意排上二三十分鐘,就為了和薩蘭多斯聊一聊,聽聽他的推薦。他對音像店裡的錄像帶狠下了一番功夫,幾乎把所有片子都看了一遍,對劇情、演員陣容、風格都做了梳理和分類。當顧客借了一部《星球大戰》之後,他會推薦類似風格的科幻片,小鎮的客戶顯然都愛上了「人肉推薦」。

薩蘭多斯之後的經歷和許多創業者一樣,從社區大學輟學、成為音像店店長,被挖去做一家音像分銷商的高管,2000年加盟網飛 (Netflix) 作為內容採購官,最後成為這家全球最大視頻流媒體平台的首席內容官。他對自己成長的總結也很到位,輟學打理小音像店的經驗,好像上了電影學院加商學院。

薩蘭多斯遠不如比爾·蓋茨或者喬布斯有名,卻是美國1970-1980年代那波創新創業潮流的草根代表。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一萬小時定律的機緣巧合——從小看電視和電影長大;悟性與勤奮的結合——他很早就悟出了好的推薦需要在熟悉和新穎之間找到平衡點,前提是對電視電影的相關性做出細緻的梳理工作。

薩蘭多斯經歷的背後更多的是大時代對新奇產品的擁抱、創新創業潮的深入骨髓和消費主義浪潮的興起。錄像機 (VCR) 發明才剛剛一兩年,在美國並不發達的西南角的小鎮就能開出音像店,而音像店老闆之所以選擇創業,是因為他看到了雜誌上VCR的廣告,意識到音像出租可能會是筆大生意,立馬抵押房子貸款開店賭一把。薩蘭多斯並不寬裕的父母寧願做「月光族」也願意花錢嘗鮮,在VCR一面世就買了一台,顯示消費主義浪潮已經下沉到了工薪階層。

1970-1980年代是美國戰後第一波創新創業潮湧動的時節。就在薩蘭多斯邁進音像店的一年前,耐克和蘋果前後腳上市,成為美國新興全球品牌和跨國公司的代表。這波大潮是不是放任資本主義的勝利,或者說是抓住機遇的商場弄潮兒的勝利?不完全是。如果仔細挖掘,創新與創業總是政府與市場在攜手,幕後的推動者不僅有努力的創業者和前瞻的政客,還有很多穿針引線編織起奠定創新創業網絡的跨界者。

那些名不副實的部委

美國政府在幕後為創新提供了巨量的基礎科學研究作為支持,為創業則提供了巨大的資金支持,無論是農業部還是能源部,給國家最大的貢獻是基礎設施和基礎科研。這種對創新創業的推動,讓美國聯邦政府許多部委「名不副實」。

美國的能源部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能源部雖然是1970年代末海灣石油危機時才成立,但是真正跟能源打交道業務的不到四分之一。這個部門一半的經費用於確保美國核彈頭的安全,四分之一的經費用於處理核廢料,確保全球核安全相關,稱之為「核工業部」更貼切。

把管理核武器與處理核廢料都歸入能源部的邏輯是,核電是最大的能源之一,核彈頭與核廢料兩者放在一起,確保製造者也管理好他們留下來的爛攤子。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部剩下四分之一經費全部用於與能源相關的研發和鼓勵清潔能源的使用,恰是這四分之一的經費為未來能源領域的重大研究奠定基礎。有人以為美國頁岩油氣開採是西部創新的產物,其實開採技術是20多年前由能源部主導開發的。

美國的農業部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美國凡是名字中有「科技」二字的大學,比如弗吉尼亞科技大學,或者老布殊圖書館所在的德州A&M大學,都是美國農業部1862年成立之後孵化的產物。當年美國總統林肯在內戰時覺得需要引入農業科技,讓農場能夠養活更多人,農業部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建設一個巨大的農業科技實驗室。抗生素最早就在農業部的實驗室里研發成功。1872年美國一個農民可以養活4個人,現在一個農民可以養活155個人。

美國的商務部則基本上並不參與任何直接和商業打交道的業務,主業是主持美國的人口普查,搜集經濟信息、管理專利,被稱為信息部或者數據部更貼切。

除了直接投資基礎科研,為創新創業企業提供融資是美國各個部委的重頭戲。

能源部有鼓勵產業發展的資金,總共有700億美元的額度。能源部為研發清潔能源企業提供有補貼的融資,特斯拉在內華達州建設純電轎車工廠,融資很大一部分來自這一基金。

農業部除了主持龐大的科研項目,還有一家擁有2200億美元資產的銀行,貸款額度比能源部更多。而農業部的內部銀行給中小企業 (農場和農村的創業者) 提供貸款通常通過當地的銀行,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創業的資金來自農業部。

美國的部委構建了研發基礎設施,也有巨大的財力去推動創業,那是不是這隻「看得見的手」就非常好地推動了產業政策的發展,成了推動美國1970-1980年代創業潮的主力呢?

是,也不是。因為要讓官僚系統推動商業發展,需要智慧、耐心和執着。

美國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員凱西·沙利文 (KathrynD.Sullivan) 就形象地比喻說:「官僚打交道的方式,首先要想想自己是格列夫,在小人國被綁倒,連動一動大腳趾都需要獲得批准,這個時候如果你還能有沒有勇氣推動改革?如果你能想像出這一場景,然後仍然能想像自己能把事做成,你就真能把事做成。」沙利文離開NASA後加入了商務部下屬的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這個主要預測天氣的政府機構占商務部預算的一半以上。

換句話說,利用官僚機構提供的基礎設施,需要跨界者推動。

高級研究計劃局中的異類

在美國一堆名不副實的部委之中,國防部下屬高級研究計劃局 (DARPA) 最出名,幾乎所有能被記住的重要創新,從互聯網到微波爐,最初都源自DARPA的贊助。

DARPA的成功並不是因為雄厚的預算。每年DARPA用於資助各種領域研發的預算只有30億美元,而美國每年國防採購預算高達6000億美元,採購的原則就是要保持美軍的技術優勢。

DARPA藉助國防採購加槓桿,體現了軍工業對創新的推動。例如美國1950年代軍事採購奠定了半導體行業的飛速發展,也讓硅谷從舊金山南邊的果樹山林變成了今天的全球創新基地 (硅谷的名字到了1970年代才被媒體廣為報道)

DARPA之所以能扮演創新科技的搖籃,一部分是因為它能夠培養出一些抵抗官僚主義的跨界者。1966年起擔任DARPA信息處理辦公室的鮑勃·泰勒 (BobTaylor) 就是一個重要的跨界角色。

泰勒很早就從大型計算機的分時使用看到了計算機聯網的潛在效果,他當時已經意識到,計算機聯網不僅是人與計算機的鏈接,而且是人與人的鏈接,可以創造「超級大腦」。作為一個早期互聯網的推動者,泰勒幾乎把DARPA分配給他的1500萬美元預算全部投入到計算機技術的開發上。

跨界的特徵在泰勒身上很明顯。一方面專業背景讓他能很好地與科學家溝通,卻又能超脫某個領域科學家的視野局限看到整個產業的潛力和方向。另一方面,他清楚官僚的規則,卻勇於打破規則。

泰勒沒有博士頭銜,在很多正統的研究者眼中,他不是合格的 (甚至沒有資格成為) 研究領導者。但是,他很有自信,並不認為自己與科學家在一起低人一等。他的不同背景意味着,他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可以跳出專家的既得利益格局去更廣闊、更客觀地看待科學研究。他在任何技術上或是社會上的正統規範里都沒有什麼既得利益,這讓他能和研究者保持有利的距離。

泰勒是官僚體系的攪局者。記述硅谷成長的新書《攪局者》 (Troublemak-ers) 中就記錄了泰勒打破官僚的行事方式。在等級森嚴的國防部,不同位階的官員之間即使打個電話都需要彼此的秘書溝通多次。泰勒根本管不了這樣的繁文縟節。如果他有一個好點子,他會徑直奔向國防部助理部長的辦公室,繞過秘書直接推門硬闖進去坐下來說事。秘書只能跑着進來道歉,助理部長對不速之客自然也是火冒三丈。但是只要讓泰勒仔細聊到新創意的興奮點和顧慮之處,助理部長就會開始傾聽。

泰勒在1970年代離開國防部進入施樂在硅谷設立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擔任計算機實驗室的主管,把自己應付官僚機構和激勵科學家的能耐充分應用,並形成了一套好的管理方法。

他懂得科學家思想碰撞是創新源泉這一道理,願意給科學家充分的發展空間,但是他需要知道每個人的進度和方向,需要有糾偏的能力。他讓每個科學家都知道,他是在為研究者工作,而不是相反。在他管理的實驗室,沒有層級,所有研究者都向他彙報。

泰勒管理科學家有一大創建:平時根本不干涉科學家的工作,但是每周二所有人都必須參加實驗室的例會。這一半天的例會後來被稱為「莊家會議」。泰勒為此制定了一定的規則: 發言者要闡述自己的研究,參會者則需要用他們的專業知識挑出發言者的漏洞 ,因為有挑戰的問題才能夠幫助大家釐清思路,闡明觀點,突出各自的專業技能。而泰勒的作用就是為實驗室的這種對話提供框架,然後讓技術專家們來發揮特長。莊家會議是實驗室所有智慧的發源地,確保團隊朝着同一個方向前進。

1970年代末,泰勒率領科學家研發出了阿爾托計算機,一個由硬件、軟件、網絡、打印機和服務器組合的計算機系統,而從構想到實現只用了不到4年的時間。阿爾托計算機的圖形界面和鼠標給喬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奠定了PC的發展方向。著名的風險投資家瓦倫丁這樣描述實驗室給硅谷的貢獻:「我們經常在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的水井裡打水喝,井打得很深,我們喝得也很勤。」

作為跨界者,泰勒是把政府和大企業的資源,真正轉化成為科研可以利用的基礎設施的那個打井人。

從硬件到軟件的三十年

阿爾托電腦可以說是1970年代末最尖端的個人電腦,可以聯網,可以進行文檔處理,也以打印,施樂正是生產打印機和複印機起家的。但在PC發展史上,阿爾托電腦是一個基本可以被忽略的註腳,因為泰勒忽略了個人電腦應該有殺手級的應用。在個人電腦發展初期,這種殺手級的應用是電子表格。

蘋果曾在熱銷的蘋果II上推出了獨家軟件VisiCalc,也是全球最早的一款電子表格軟件,ASK計算機系統公司的女創始人庫爾茨格 (SandraKurtzig) 在大型機分時使用時代就編寫了第一款管理企業庫存的表格軟件。

推動計算機從硬件向軟件邁進的過程是艱難的跨界過程,跨越了三十年。並不是因為軟件編寫起來困難,而是因為要讓軟件獨立於硅片、芯片、計算機這些硬件而真正成為一個單獨的產業,一個更為巨大的產業,需要改變硅谷從1950年代發展起來的硬件生產基地的方向,需要推動從大型機向個人電腦,從放在恆溫實驗室里技術人員才會採用的計算設備變成日常工作和生活所必備的電腦的轉型。只有那種技術天才加敏銳商業嗅覺的跨界者能理解。

喬布斯的故事不必贅述,庫爾茨格的創業史卻值得一提,她代表了太多的跨界和開創性,尤其是女性進入職場高層創業成功的創舉。

庫爾茨格大學畢業就加入通用電氣 (GE) 在美國東岸的貝爾實驗室,銷售GE的分時使用計算機,和其他銷售代表不同,她能編程。她的銷售策略也因此大為不同,她從一開始就不斷與貝爾實驗室里的科研人員溝通,了解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編寫小程序,以方便他們分時使用大型計算機。從她的第一份工作起,庫爾茨格就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從需求出發研發產品和服務的商業模式,只是那個時候她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GE之所以僱傭庫爾茨格做銷售代表卻完全是另一番考慮,烙着那個時代對女性歧視的烙印。GE的邏輯是,如果女性也能把分時計算機使用解釋得很清楚,企業用戶就不會有畏難情緒了。

1970年代,庫爾茨格搬回自己熟悉的西岸,在硅谷安家,她決定創建一家自己的公司,這就是ASK計算機系統公司。她的第一個訂單就是幫助另一家公司編寫管理庫存的軟件。

創業的過程中,她觀察到硅谷正在發生的改變,一場巨大的商業機會正在從硬件轉向軟件。軟件的機會也正在從在大型計算機上為特定用戶定製轉向可以通用的應用軟件,比如越來越多中小企業都希望擁有即插即用的庫存管理軟件。

1980年,庫爾茨格開始推動旗下公司轉型,她意識到自己的公司可以作為一家高科技的上市公司。雖然同樣在硅谷,但是因為不在同一個圈子,只熟悉製造業圈子的庫爾茨格並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在硅谷成長出來的新物種——風險投資家。但這並不妨礙她去惡補,去學習。一年後,1981年,ASK上市,庫爾茨格以身家3000萬美元成為硅谷最富的女創業家。

「發財大學」斯坦福

當硅谷變得紛紛擾擾,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裏的科學家不再沉寂在象牙塔內,泰勒直到最後也沒有搞清楚:「工程師存在的意義只有一個——建造一種成千上萬人都能使用的東西」,阿爾托電腦早早被人遺忘。科研與商業的跨界要如何跨越創新與創業之間的鴻溝?斯坦福大學專利辦公室的賴默斯 (NielsJ.Reimers) 摸索了一套可行的方法。

斯坦福大學被譽為西岸的哈佛,所不同的是,雖然斯坦福大學非常強調大學公共服務的理想,但也信奉在科學和商業存在跨界與交融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讓賴默斯能夠邁出跨界的第一步,打破官僚和教授文化僵硬的一面。

賴默斯的提案很簡單:專利申請辦公室幫助大學的研究者申請專利,收取15%的專利使用費作為工作經費,其餘三分之一收益作為獎勵給發明者,三分之二由發明者的院系和大學平分,作為未來的科研經費。

科學開拓的公共性與商業的逐利性這兩點其實很難平衡。賴默斯要克服科學家根深蒂固的觀念,以及科學家之間的同儕壓力。比如說一些開拓性的科學研究奠基在前人的研究之上,同時也可能獲得不少國家經費的支持,如果申請了排他性的專利,就可能被其他科學家認為發明者是在自私地逐利。

科學家群體里的同儕壓力其實很大,只要還想在科研圈裡混,做出發明的科學家都不太希望因為一些專利獎金而被同仁的口水淹死,申請專利在當時會被理解為一種不夠體面的貪婪行為,一次對建立在他人的成果之上的邀功。

此外,如果一項技術能夠帶來巨大的改變,考慮商業利益是不是有違大學提供公共服務的理想?這都是賴默斯面臨的挑戰。

賴默斯知道要推動專利申請,首先要得到教授的支持。重組DNA技術的發明在1970年代是一大突破,發明人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科恩 (StanleyN.Cohen) 教授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博耶 (HerbertW.Boyer) 教授。賴默斯耐心地說服兩位發明人申請專利的好處,雖然兩人最終被說服,但是都選擇不接受獎金,而是把獎金捐獻給大學。

賴默斯接着花時間說服加州大學的同事,以斯坦福承擔所有專利申請費用,而加大仍可以對半分享收益為誘餌,換取了加大的支持。他聯繫所有給予重組DNA技術研究過程以資助的政府機構,說服他們把發明的權益集中授予其中的一家。這是為未來鋪路,賴默斯的想法是,等到專利被授予之後,再向單一政府機構爭取發明的所有權要容易得多。

賴默斯堅信,公司是將學術界的想法轉移到更廣泛的公眾身上的最佳載體。最終,他為重組DNA技術申請到了專利,創造了2.55億美元的許可收入和專利費,也為斯坦福大學專利辦公室掙了差不多4000萬美元的費用。「有超過28000件專利產品堆積在政府部門而沒有能得以利用,原因竟是沒人來為它們開發激勵機制。」賴默斯為科研運用到商業闖開了一條路。到了2014年,美國的學術研究就帶來了價值大約280億美元的產品銷售額。

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貝赫-多爾法案 (Bayh-DoleAct) ,把賴默斯摸索了5年的過程固化為法律,大學有權利索取政府撥款資助的研究發明的所有權。

賴默斯並沒有止步於此。畢竟他生活在日新月異的硅谷,看到了太多創新公司上市之後的造富神話。在風險投資日益興起之後,他再次推動大學接受股權,而不僅僅是現金,作為專利使用費,為大學創收開闢了新的道路。在賴默斯的推動下,斯坦福重新定義了與硅谷創業環境的關係,教授創業、學校持股,變得司空見慣。《紐約客》因此給斯坦福起了一個外號,叫發財大學 (GetRichU)

本文來自 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eeo-com-cn) ,作者:吳晨,《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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